超越女权，回归女性 ——艾丽丝•门罗笔下的女性形象
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载体，描述了女性如何从符合社会期望的“好女人”的角色之中脱离出来，并且发现属于自己的真正天性，“认识你自己”，即成为一个“真女人”的过程。门罗挑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力量，动摇了我们生活的根基。女性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感知世界，用日常的琐碎抵抗历史的宏大，用生老病死抵抗战争与和平。门罗正是通过超越女权主义，回归女性本体经验，来构建女性价值，表达自我声音，体现意志的选择，但她放弃冲突与对立，关照全人类的生存意义。
作者简介：周灵逸，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当现代文明冲击加拿大原始古老的荒原，女性的被启蒙与自我启蒙就此展开，从家庭到社会，劳动与经济，女性都要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女孩如何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变成一个女人，而一个原本的“好女人”又是怎样觉醒要做一个“真女人”，不是放弃自我而退出逃避，也不是纵容自我而无限膨胀，婚姻、女权主义、女性乌托邦，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女性问题，借助静水深流般的叙事，艾丽丝·门罗指出塑造女性、塑造生活、塑造社会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强大且难以抵抗的文化力量。当一个女人被限制于自己并不期待的社会既定角色之中，她该如何抉择？女性脆弱又不失力量，而一个“真女人”就是敢于成为“异己”，发现自我即发现生活，她们不断地回溯过去以更好地活在当下、启示未来，以其“独特的实在”抵抗壁垒森严且道貌岸然的社会道德与伦理秩序。在受人欺骗与自我欺骗中，看到生活的本质即含混与神秘，面对命运不可捉摸与生老病死的必然，人类不可挽回的失落无助。
不同的女性，不同的尝试，不同的结果。门罗的作品是女人的天下，男人不过是她世界里的配角。门罗笔下的女性虽不具备英雄般的境遇，却拥有英雄般的品格。她们勇于承担自己行动的结果，对此负责。以一个英雄的姿态，面对希望的破灭。门罗笔下的女性千姿百态，归结起来可以有三：本体即房子的家庭妇女，固执己见的独立女性，以及代我们每一个人说出难以言说的生活难题的边缘女性，或为了他人而舍弃自我，或为了自我的独立完整而奋斗甚至不惜舍弃他人，或为了女性同盟本身的不可靠而迷失彷徨，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女性与自我，门罗于此间所展露的那份身临其境的现实感，正是她牵扯并刺痛我们神经的利器，门罗通过这些摇曳多姿的女性为我们展现了生活的种种可能，女性的种种可能。
一、“女性本身就是一幢房子”：家庭妇女形象
在门罗的小说里不乏这样的固定意象，荒原、偏僻宁静的小镇边缘、路的尽头，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小家庭，有一个在家里四处打转的母亲，还有一个拥有无声的力量的父亲，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不坏，再加上一个躁动的“我”。家庭在门罗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以一种看似完整，实则不健全的畸形状态出现，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食缘家庭。完整是因为家庭成员的齐齐出现，父母与子女均有露面，不健全则是因为在这些家庭里我们看不到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流动的情感，没有爱的亲密，而是带着一种刻意的冷漠与疏远，是冷静的自持与克制，还有那隐约的火药味。维系家庭成员的纽带不是来自于“爱”的共同情感渴望，而是来自于满足生理需求的生存本能，和血缘的传宗接代的神圣法则。无论如何，人物与故事一样，都达不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进食的需求而聚集到一起的食缘家庭，这些家庭里的故事，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展开，矛盾冲突的场合，导火线的隐患，大多是在厨房和餐厅这样的场所，对内是私密且具有等级性的相对自由，对外又是一种隔离性与安全感，仿佛可以获得一种暂时的喘息与保护。别人无法窥探你家厨房里的争执，同样的身处矛盾螺旋里的你又无力自拔，逃出家庭的牢笼，你在家庭中的自由与自主程度也全凭你的家庭地位决定，母亲是你父亲的夫人，你是你父亲的女儿。
生活是“铺着油毡布的厨房”和“深不可测的洞穴”，岁月悄然流淌，一切都庸庸碌碌，“屋子里的天使”——女性，就这样禁锢于其中，这是一个属于男性的女性养成史的代名词。长期以来女性扮演着社会所期望的家庭角色，她们悄悄掩藏起自己的欲望，遮蔽真实的自我，从被塑造到主动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社会所认可的、有责任感的妇女形象。男人为女人制定了社会规范，而妇女也接受了这种规范，并且成为男人的合谋者，将男人的主张变成自己的愿望，共同维护这种合乎规范的秩序。
在门罗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见浮世中形形色色的女子，而“屋子里的天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女人与屋子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在她的一篇代表作《办公室》里，门罗就提出了“女性本身就是一幢房子”这样的说法，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如是解释：“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1]在《好女人的爱情》里，“我”发现了父亲和其他女人亲密的一幕，但母亲却告诫“我”：不要告诉爸爸，这太愚蠢了。因为“好女人应该让这个世界更适合生活，不仅为了她自己，也为了别人，因此，不要去告诉爸爸”[2]。女性没有改变的能力，唯沉默与隐忍，她们选择适了应这种生活。
病床上的恶女人在门罗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她们生活不能自理，通常靠一些年轻的女孩（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来做看护，当生命枯竭的无奈面对生命活力的张扬，这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背后，是门罗对日常生活敏锐的观察。在《乌得勒支的宁静》里门罗这样描述病床上的母亲，“她的病那么古怪，以至于我们如同陪同一场极度庸俗的杂耍表演，几乎想要大声地道歉”[3]。母亲与疾病成为了小镇的共有财产，是人尽皆知的奇人怪事。对于病床上的母亲，“她穷尽一切手段索要我们的爱，既不觉得羞耻，也没有理智，如同孩子一般索要爱。”而对其他人，她又说：“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4]因为处处需要依赖他人，会丧失尊严，变得低微，因为不想听天由命，会苦苦挣扎，变得偏执激狂，直到死亡将一切淡化。门罗笔下的病女人以一种日常的姿态令人心生厌烦，疾病可以是一种对人格的考验，也可以透露出在人潜意识里那些被平庸的生活所麻痹掉的欲望，*重要的是，疾病会成为一种可以被人记住的方式，同时也是被人遗忘的姿态。
很多时候，是病人自己创造了病。因为只有疾病才能证明她们的存在和自我，疾病是他们获得关注和索取爱的手段，凭借疾病她们可以软弱，她们的反常成为合理。在平凡的日子里，她们是生活的配角，而疾病使她们可以放肆宣泄自己的情绪，远离成规。女性通过疾病从忙碌的家务活和性的角色里解脱出来，“病人在患病时向社会谋取她在健康时得不到的权利，社会又反过来解除病人在正常的健康状况下作为社会一员必须履行的义务”[5]。那些对社会常规的偏离也是一种“疾病”，“不正常”是女人为之女人的特性，而身体是女性抵抗的*后阵地，但女人的这种“不正常”，是否与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女性变得正常起来的男性息息相关呢？
二、“要是你是个男人，就不一样了”：独立女性形象
门罗年轻时也曾经历求职，疲于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奔波，因此独立女性形象在门罗的作品当中同样打上了属于她的特殊的烙印。她们有固执欧洲传统的老小姐，也有高等学府里的女教授，更有职场上的女强人。她们是男性化的女人，是女性知识分子，也是孤傲且独立的女性。“婚姻对女人来说意味着麻烦，丈夫常常是压制性的；没有男人女人也能以她们独特的姿态使生命闪光，使生活更加精彩斑斓。”[6]当男人都去了战场，女性得需要挣钱养家，她们涌向职场获得成功，但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掉社会赞美的那一部分女性特征。门罗笔下的她们有固定的职业类型：主持人、作家、护士、护工等，这种选择耐人寻味，每天面对生命的脆弱与不堪的护工，拥有**公众形象却难掩自身苦楚的主持人，在大城市闯荡*后孤独终老于乡镇养老院的专栏作家，比男人还精明能干的职业经理人。物质补偿可以得到，却得不到爱。她们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颠沛流离，在传统道德式微的现代化都市中有所保留，对错难定，也许*终难逃被吞噬，独立难免变成一种孤立。
现代社会带来了钢筋水泥的堡垒与方便快捷的生活，现代人连结在一起的原因不再是情感与血缘的维系，而是利益的趋同性。阶级与等级的泾渭分明是不变的生存法则，强势崛起的工业文明无情轰击着保守落后的农业文明，一如文明新潮的社区新人们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固执的老女人，富勒顿太太，她不懂变通、与时俱进，就注定被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门罗并未写下富勒顿太太*后的结局。都市在包围农村，现代化的教条成为了年轻人的信仰，解放性别、释放个性，卸下一切负担，与过去决裂，同时也让现代人在生活的奔波之中产生自我的困扰。而这些女性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国度，她们有自己华丽的风俗和优雅古怪的语言，她们不在乎外界流传的消息和真实的说法，无动于衷地在自己的王国里当女王。《快乐影子之舞》里的老小姐马萨利斯小姐热衷于举办各种茶会、私人舞会、家庭聚会或晚宴，她企图用传统古老的方式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年轻的人们却已不再领情。人们相信她的传统迟早会迫于生活和金钱而消失。在老小姐生命的*后，她引导智障的孩子们进入音乐的世界，“快乐影子之舞，是她生活的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公告”[7]。世界的洪流虽然无可抵挡，你亦有权选择优雅的逆流而上。
《逃离》中的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是高等学府里的女教授，在年轻的女主角卡拉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她怂恿卡拉大胆逃离自己的丈夫。西尔维亚是被动失去丈夫，而卡拉是主动离开。卡拉曾逃离父母，现在又逃离丈夫，可她不能逃离自我。对于知识分子女性来说蜜糖一样的个性解放与自我独立，是没有足够力量去承担的普通家庭妇女的砒霜。逃离是弱者自杀式的满足自尊的方法，而女人把离开自己的丈夫作为出路的尝试也宣告失败，因为女性单凭一己之力并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独立。卡拉不能如西尔维亚那样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问题，而西尔维亚许给卡拉的所谓的自由也值得推敲。知识与劳动未必能带来经济平等与自由，而肉体上的自由则只能带来一时的满足，一时的宣泄更抚平不了深层的断裂。
独自面对人生的各种困境，是知识分子女性悲剧命运的症结，舍弃自己的思想成为男人眼中的凝视之物，或坚持自己的事业与野心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女战士，甚至得不到同样身为女性的女人们的理解。就像门罗在《我是怎样遇到我丈夫的》中坦露的那样，没有闲功夫所以不等待的女人，也比一辈子都在等待的女人强。女性知识分子拥有知性的身份和智性的心灵，她们以自己独特的女性性别经验来体察人事。但在属于女性开拓者的时代，普遍的人的劣根性与女性的解放只会给她们招来更多的不幸。掀起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享受妇女解放的获益者，女性知识分子面对身边的普通女性，她们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门罗对女性知识分子能否做到关于一般妇女人格的觉醒与培养持保留意见，初代的女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妇女解放，在普通人身上未必行得通，而她们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生活在云端与众人之上，以拯救者自居，又无力拯救那些思想意识依旧停留在过去的人。
“妇女要么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男性；要么固守于传统的女性道德和行为规范，努力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某种意义上来说，解放了的女性其实是一种男性化的非女性，一个‘准男人’。”[8]在《爱的进程》里门罗给予女主角紫罗兰的定义是一个独树一帜且无法归类的人。早年在家乡，她一个人同时身兼父母的双重角色，像男人一样在农场上干活、保护家人，中年在职场，抢占男性的职业岗位，迟迟没有结婚。在女性的世界里，她是异类；而在男性的世界里，她更是另类中的另类。孑然一身的她在两性的夹缝之中强势生长，当她终于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站稳脚跟，在曾经可以实现她的女性之梦的城市里，用男人的方式，得到和男人一样的权利与机会，她充分适应了社会表面上的运行规则。她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却在感情上老无所依。在异化的城市文明里无数的男男女女在这里迷失，女性得到了自由独立，但女性的地位并未因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提升。
紫罗兰宝石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种异常的美丽，她是一个探索者的女性形象，她的奋斗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她身上有一种改变的力量，她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甘于命运。她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为此所带来的结果承担自己的责任。通过这一本小说集，门罗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其实“家庭妇女”与“职业女性”这两个名词本身就存在着歧义，难道一个女性在事业上像男性一样成功她就不能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了吗？究竟是一个被男权文化所物化的牺牲品，还是被异化的女权思想所绑架，女性主义本身也亟须重新发掘与自救。
三、“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恶魔”：处于边缘的女性
世界边缘的加拿大，社会边缘的女性，或许正是门罗曾经无数次在生活巨浪的绝望中挣扎的剪影。代际之惑，为妻之道，生育之后，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三重门”。逃离母亲，逃离丈夫，逃离孩子，逃离自己，那么女性存在的意义又在何处？门罗笔下的女子在做一个合格的女人还是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之间徘徊游离。是接受都市物质文明的诱惑，还是遵循自我，对女性身份做探索，这些鲜活明丽的女孩们面对社会文化巨大变动与冲击所产生的心理落差与迷失，在门罗笔下一一呈现。麻木的看着死去的外婆，只想着终于获得胜利，终于可以离开家庭奔向外面未知世界的少女。能干有力如《逃离》中的卡拉，她受到了女教授西尔维亚的鼓动出走却又半路折返。《办公室》里的“我”想要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当她真正实践时，才发现这是一件如此困难的事情。过一种更真实的生活，首先要直面生活。处于边缘的女性通过承担生活和女性的双重责任，认识自我、肯定自我，走出边缘。
《去海滨》讲述了一个没有男性角色的家庭，祖孙三代人，少女梅，不想结婚的母亲黑兹尔和外婆。外婆的猝死被少女视为自己胜利的象征。她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老女人的宠物与牺牲品，母亲已经沦为外婆的同谋，变成一个怨妇。梅眼中的外婆，“她看上去仿佛一个营养不良、颇有敌意的聪明婴儿”[9]。是家庭的统治者与权力的核心，代替丈夫接过男性的权威，扮演男性的角色，牢牢攥着其他女性的命运。代际之惑在于：“为什么同样身为女性，母亲和祖母没有和女孩结为反抗的同盟，反而成为了女孩追求自我*直接的障碍？”[10]随着年龄与生活经历的增长，女孩会产生对自我的怀疑，她失望地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如男孩那样优等，是他者与第二性。她们会因为拥有女人的弱点而变得脆弱，对自己的言行产生动摇，对女性之间的关系产生质疑。
而正是女性意识到自己种种“缺陷”，使得女性发现自己是一个女性，发掘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
母女关系一直是门罗关注的重点所在，而由此所带来的代际之惑一直深深困扰着门罗笔下的女性，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说，（母亲）“往往是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规定的执行者，虽然她们自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习俗的牺牲品，因此，新一代的女孩首先反抗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母亲”[11]。门罗在有限的篇幅当中为我们描绘了一部女性家族的简史，外婆在梅的母亲身上已经复制自我，制造悲剧，现在她要继续施加给家族的第三代，但母亲无法替代父亲的身份，缺乏父亲管教的少女梅有旺盛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当来自殖民地的传统遇到现代消费社会，新时代的改变，让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已经发生异化，自我成为被绝对放大的行动主体，在各种联系的断裂处，个体被抛逐出历史与家庭的轨迹。成长中的女性对代际的困境，正是门罗要揭示的被遮蔽的女性成长阵痛。
《办公室》历来是门罗*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之一，女主角向丈夫开口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用来写作，房子对于男人工作需要的存在天经地义，但是女性她困于家庭之中，她没有办法关上房门不去理睬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没有办法不去收拾凌乱的厨房，更没有办法一个人静坐下来思考。“作为女性就是要受到伤害的，需要一定的谨慎、严肃和自我保护，而男人可以出去，尝试各种经历，拜托他们不需要的，然后志得意满地回来。甚至不用考虑，我就决定了我也要这么做。”[12]婚前女性围绕着父亲，婚后则是丈夫与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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