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相信我在今年为你们概述的领域中所表明的那样，欲望的功能必须保持与死亡的基本关系。我问的问题在于：分析的真正终止——我指的是你准备成为分析家的那种——不应该*终是让经历它的人面对人类状况的现实吗？正是这一点，与焦虑有关，弗洛伊德将其指定为产生焦虑信号的水平上，即 Hilflosigkeit 或无助，即人与他自己的关系中的状态，即他自己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我今年教你把它隔离出来 - 并且可以期待没有人的帮助。

在训练分析结束时，主体应该达到并且应该知道绝对混乱体验的领域和水平。在这个层次上，焦虑已经是一种保护，与其说是 Abwarten [等待]，不如说是 Erwartung [期待]。焦虑是通过让危险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而在 Hilflosigkeit 的*终体验层面上没有危险。”（研讨班 VII，第 303-304 页，）。

 分析的结尾应该向主体展示无助的体验，拉康将其等同于主体的死亡。但是拉康在这里似乎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死亡，必死性。他在这段话中所指的是 Hilflosigkeit，他的意图似乎是将其比作死亡的体验，而不是声称死亡本身是在精神分析结束时发生的。他似乎暗示结束分析所带来的体验是无助或痛苦的体验。这种经验更容易与他在我们上面讨论的第十五个研讨班中关于主体罢免的评论联系起来，拉康将在 1967 年再次提到这一个点（拉康，1967 年 10 月 9 日的提议，中文版李新雨已翻译）。

然而，对于拉康而言，这是一个特别悲观的预测，以此结束精神分析，它可能让我们想起塞内卡的评论，据说弗洛伊德经常引用他的话：一个人在生活中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命运引领，要么被命运拖着走。然而，在 1949 年的镜像阶段论文的*后一段中，拉康讨论了与死亡相关的分析的终结（他在这里称之为主体的“必死的命运”），但在这里他说分析在规定主体时发现了它的极限他应该如何对待那个命运：

“在我们保留的主体追索的主题中，精神分析可以陪伴患者达到“你就是那个”的狂喜极限，在那里他的凡人命运 [死亡] 的密码被揭示给他，但这不是我们作为实践者唯一将他带到真正的旅程开始地步的力量。” (Écrits, 100)。

1跨代际的 Atë 的假设

因此，拉康留下了如何承担一个人的命运的问题。尽管他从希腊神话中汲取的人物，如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都是非常悲惨的人物，但他从这一传统中引用了另一个词，即Atë。粗略地翻译，Atë 指的是由于某些傲慢而导致的愚蠢或鲁莽。 在研讨班 VII 中，拉康将其称为跨代际（因此是象征性的）的现象，并建议精神分析使主体对这个 Atë 有一些洞察力：

“主体在分析中实现的不仅仅是访问，即使它是重复的并且总是可用的，而是通过移情赋予一切以它的形式生活的其他东西——可以说，主体相对于他自己的法律去计算投票. 这项法律首先总是接受在前几代人开始在他面前阐明的东西，严格来说，这就是 Atë。虽然这个阿提并不总能达到安提戈涅的阿提那般悲惨的程度，但它却与不幸息息相关。”（研讨班 VII，第 299-300 页）

虽然它与不幸有关——也许是家族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导致重复，使主体在某些领域遭遇不幸或灾难，或者与神经症有关——说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计算选票”拉康似乎在这里暗示精神分析使主体能够确定或权衡他的家人 Atë 对他生活的影响，并选择如何去承担它。因此，就分析的终点所面临的这一点而言，拉康并非完全悲观。

2分析与伦理的终结：Wo Es war…

也许弗洛伊德关于分析结束的*著名的声明来自于精神分析新引论。这一表述虽然经常被引用，但其含义已被许多后弗洛伊德学派争论不休：Wo Es war, soll Ichwarden，Stratchey 在标准版中将其翻译为“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应去那里”（SE XXII，第 80页）。就拉康而言，他更喜欢“它在哪里，我必须出现。这个目标是重新融合与和谐的目标之一，我甚至可以说是和解 [Versohnung]。” (Écrits, 524)。

在研讨班 VI 中，拉康解释了他的替代性翻译的选择，并将弗洛伊德的格言作为一种伦理问题——一种责任——将自己置于表达自己欲望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战争的地方，它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无意识的欲望被说出的地方：

“'我必须回到它曾在的位置'。这是非常精确的，这个Ich并不是 das Ich（自我），这单单是 Ich，即用作句子主语的 Ich（我）。它去过的地方，它说话的地方。在它说话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个无意识的欲望之前的某个时刻，我必须在那里指定我自己，在那里我必须是这个“我”，它是分析的目标、目的、结束，然后才被命名，在它被形成之前，在它被阐明之前，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因为在弗洛伊德的公式中，这个 soll Ich werden，这个“它必须是，那么，我必须成为”，牵涉到的是一个生成的主体，一个被提议给你的责任。

我们必须重新征服失去的主体的存在领域，正如弗洛伊德在同一句话中所说的一个很好的比较，就像荷兰从可以和平征服的须德海（Zuider Zee ）重新征服的土地一样。我们必须在伟大的分析工作中赢得的这个无意识领域确实是有问题的。但在这之前，它已经存在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这个必须出生的我的地方是什么呢？…… 非常准确地是无意识中所牵涉的那些事物的功能和术语。” （研讨班 VI，20.05.1959。）

3嘲笑幸福

拉康在研讨班 VII 中声明的意图是“探索弗洛伊德与无意识关系的开放所涉及的一般伦理后果……”。我们作为分析家的道德规范”（研讨班 VII，第 291 页）。他质疑我们现在在精神分析结束时可能会认为是给定的东西：进入它的人*终的幸福——或者用拉康的法语来说是 bonheur——（同上，第 292 页）。但拉康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似乎是……分而且析师让自己接受的是，对幸福的请求……。亚里士多德有一门关于幸福的学科……请注意，在精神分析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研讨班 VII，第 292-293 页）。

在这方面，拉康并没有偏离弗洛伊德自己陈述的观点。以下是弗洛伊德如何结束与布洛伊尔于 1895 年合作的歇斯底里研究的地方：

“当我向我的病人承诺通过宣泄治疗 [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前身] 来帮助或改善时，我经常面临这样的反对：‘为什么，你自己告诉我，我的病可能与我的情况和我生活中的事件联系着。但你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些。那你打算如何帮助我呢？我已做出这样的回答：'毫无疑问，命运的改变会比我更容易地去让你摆脱疾病。但是，您将能够说服自己，如果我们成功地将您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变为普遍的不幸福，那么将会收获很多的东西。当有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您将更好地抵御这种不快乐。'”（SE II，305）。

因此，即使在他早期的工作中，弗洛伊德也认为，如果将神经症的痛苦换成普通的不幸福，则可以判断心理治疗已经达到了成功的结局。

稍后在研讨班 VII 中，拉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拒绝分析的结束，认为从实现某种“善”中获得的幸福感或满足感是欺诈性的，无论这被理解为有价值的物质财富还是“福祉”形式：

“如果我们要考虑为某个人完成的分析，他随后发现自己相对于分析处于负责任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自己成为一名分析家，那么理想情况下或正确地结束时，我应该刚刚被归类为它经常倾向于表达自己的那种道德化的合理化？

当与弗洛伊德的经验一致时，人们已经阐明了需求、需要和欲望的辩证法，将分析的成功简化为与我们可能称之为商品服务的有根据的和合法的功能相关的个人舒适情况是否合适？私人的物品、家庭物品、家居物品、其他招揽我们的物品、我们的行业或我们的职业物品、城市物品等。

事实上，我们现在可以如此轻易地关闭那个城市吗？没关系。无论我们如何调节社会中那些求助于我们的人的处境，很明显，他们对幸福的渴望总是意味着奇迹发生的地方，承诺，美妙的海市蜃楼或自由的开放，或者，如果我们讽刺它，男人拥有所有女人，而女人拥有一位理想的男人。让自己成为主体即使在分析中也能以某种方式找到幸福的可能性的保证人，那么这就是一种欺诈。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让自己成为资产阶级梦想的保证人。在我们与人类状况的对抗中，需要更加严格和坚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上次提醒你，商品的服务或对幸福的需求转移到政治舞台上是有其后果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卷入的运动，希望尽可能地建立商品服务的普遍传播，这意味着截肢、牺牲，实际上是一种已发生的欲望关系中的清教徒主义从历史上看[你必须放弃或克制你追求善的欲望]。在普遍水平上建立商品服务本身并不能解决每个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短时间内与其欲望的当前关系的这些问题。” （研讨班 VII，第 303-304 页）。

分析旨在促进分析者的爱若思 

如果在拉康看来，分析者可能要求分析的“善”或“诸善”并不足以构成其目的，那么在研讨班 VIII中 拉康仍然提出了精神分析可以提供的一种善：那就是促进分析者的爱若思。爱若思本身超越了它可能服务的善。在那次研讨班的早期，他说：“这确实是一个强调这种“利用爱若思”的问题。并且为了什么目的在使用它呢？这确实是为什么我有必要向你们回忆我们去年表达的参考点：为了善而去利用它。我们知道爱若思的领域比这个善可能涵盖的任何领域都更远，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为...... 你确实不应该以任何先入为主的或永久的方式，作为你行动结束的**项，你的病人的好与坏，而恰恰是他的爱若思。”（研讨班八，16.11.1960. ）

拉康派分析家和他的《文集》的英文翻译者布鲁斯·芬克也评论了这种对主体爱若思的认识是精神分析的可能目标之一（参见芬克，“拉康派精神分析的临床介绍：理论与技术”，第 211 页）。

4升华是幸福的唯一救星

拉康为精神分析的目标提供的另一个一线希望来自升华的形式。“有一件事只暗示了本能的快乐满足的可能性，那就是升华的概念”，他在研讨班七中说。

“但很明显，如果我们看一下弗洛伊德对概念的*深奥的表述，在他将其描述为在艺术家的活动中卓越地实现的背景下，它的字面意思是人有可能使他的希望以产品的形式进行交易或销售。这种提法的坦率甚至冷嘲热讽在我看来有很大的好处，尽管它远没有穷尽根本问题，那就是，这怎么可能？” （研讨班 VII，第 292-293 页）

正如拉康在此提出的，升华提供了一种分析可以到达终点的港湾。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他并没有把它作为幸福的关键，当分析者将他们的神经症产生某种崇高的转变为某种可商品化的东西时，分析就会达到顶峰。相反，正如他在这里所呈现的那样，升华提供了“本能的快乐满足”或冲动，其本质是永远不会完全满足的。更重要的是，在这段话的结尾，拉康承认他对如何实现这一点实际上知之甚少！

5关于抑郁症

我们可以通过查看拉康关于抑郁主题的一些相当令人困惑的评论来总结我们对拉康关于伦理的分析结束时的声明的调查。在电视中，拉康 1973 年接受了法国公共服务广播公司ORTF 的采访，他发表了一些关于抑郁症的令人震惊的陈述。在下面复制他的评论时，我将法语和英语一起包括在内，以免有人怀疑拉康的话是否被他的翻译者曲解了：“我们将悲伤定性为抑郁症，因为我们赋予它灵魂来支持 [La tristesse，par example，on la qualifie de depression，à lui donner l'âme pour support]……。但这不是灵魂的状态，它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mais ce n'est pas un état d'ame, c'est simplement une faute strategye] 正如但丁，甚至斯宾诺莎所说：一种罪恶，这意味着道德弱点[lacheté morale]，或者：道德懦弱或道德'松散']，*终仅与思想有关，即有责任去好好讲，[du devoir de bien dire ] 以便找到处理无意识和结构的方法。” （电视，第 22页）。

毫无疑问，他在这里指的是大约 40 年来我们更熟悉的临床分类，作为一种诊断，因此他的言论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令人震惊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冒犯。来剖析下这段话，在**行中，我们可以读到拉康说抑郁症只是一种崇高的悲伤——将其提升为抑郁症的状态会引起主体存在的重量。但随后他说抑郁症不是那种东西：他很清楚地将抑郁症标记为“道德失败”或弱点。抑郁症在这里证明了无法“很好地表达”无意识，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拉康认为分析有助于这种表达。

6分析家的训练

1953 年底，在研讨班 I 的开幕词中，拉康在他的研讨班开始时谈到了说教（或训练）分析的目标，大概是对许多有兴趣成为分析家的听众说的。他告诉他们的是，他们的训练不会产生自闭或自我共鸣自我控制的主张；相反，它使分析者能够遵循雅克-阿兰米勒所说的  “能指的纪律”：

“分析的理想并不是完全的自我掌握的，也不是缺乏激情。它是使主体能够维持分析对话，说话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这就是训练分析的目的。” （研讨班 I，第 3 页）。

在研讨班十五中，拉康指出，分析家的行为应该只是一种能指性的干预，他应该“只在能指性干预的领域内”行动。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谈到了从精神分析家转变为精神分析家意味着什么。随着拉康关于分析终结工作的发展，我们发现他越来越专注于分析家的欲望问题。被分析者对分析家欲望的理解成为精神分析中的某种动力，将其推向终点；但是想要成为分析家的分析者自己必须经历质疑他们对这个结果的欲望的过程。这是分析家从“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的位置到对象a，欲望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地研究）的运动。

“当他把自己放在[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在他走上了精神分析的道路之后，他已经知道他作为精神分析家会被重新踏上的道路引向何方：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的去存在，只能是某对象来支撑的，即，称为对象 a。这种精神分析行为为我们概述了什么，必须仔细回忆其坐标之一，正是从精神分析经验中排除任何行为，任何行动的禁令？建议给所谓的病人，精神分析者，给他起名字，建议他尽可能等待，然后再行动。如果说精神分析家的立场有什么特点，那么他只在我刚才划定的能指干预领域起到作用。” （研讨班十五，17.01.1968。

拉康已经在研讨班 VII 中多次提出精神分析家和受训者之间的这一差异点。结束他们的分析并担任精神分析家位置的主体是否比没有的人更了解他们的无意识？如果是这样，他或她用这些知识做什么？尽管拉康承认很难为分析家与被分析者的特征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他在这里表示，差异可能在于分析家比被分析者更能承受他们的阉割：

“现在谈论宣泄是不够的，正如我可能会说的那样，对分析家的大部分无意识进行说教、净化，所有这些仍然非常模糊...... 我们甚至没有对一个人可以如此容易地以关于某人必须获得什么才能成为分析家的问题的加以形式化表达进行丝毫的开始：他现在应该对他的无意识辩证法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当一切都说了又做了之后，他到底知道些什么呢？*重要的是，他所知道的知识在知识的影响方面已经走了多远了呢？我只是向你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幻想还剩下什么呢？你知道我有能力走得更远，说“他的幻想”，如果确实有一个基本幻想的话。如果在*后的分析阶段必须接受阉割，在分析家的爱若思中，他的阉割疤痕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会说提出它们比解决它们更容易。”（研讨班八，11.01.1961。）

拉康再次将他对分析终结的讨论置于知识与幻想的交叉点上。但在这里他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幻想——基本幻想。我们可以将这种“基本幻想”与命运和 Atë 的思想联系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康在他的工作早期对分析的一个或多个结束加以讨论。基本幻想可以执行与主体生活的蓝图或 DNA 类似的功能。

在上面引文部分的结尾，拉康质疑从分析者转变为分析家必须如何将他或她自己置于与他们阉割的“伤疤”相关的位置上。这是在拉康关于分析终结的工作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另一个主题，它遵循弗洛伊德在他的*后一部作品“分析的终结和无止境”中的声明，即任何分析的完成都将涉及对什么的打击。他将其描述为阉割的“基石”，一种基本的阻抗，低于它分析则无法穿透，因此弗洛伊德假设这个基石是生物学的。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的文本，然后再看看拉康是如何处理它的。

7接受“阉割”和性的无关系 

弗洛伊德《分析的终结与无止境》中的分析终结

这篇 1937 年的论文在他去世前不久发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结束和结束的*长时间的沉思。在第二部分的开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分析的自然终点是否存在，并评论了“分析的终点”一词具有的歧义。事实上，他缩小了可以说分析已经明确结束的条件。他认为，所有的神经症都是体质因素和偶然因素的结合。体质是指冲动发挥主体创伤史的偶然事件的力量的强度。一个不能“胜过”另一个——体质因素会使创伤更难以忍受，或者无法忍受的创伤可能会使冲动不那么“可驯服”。但就病因学而言，精神分析只能成功治疗创伤类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说，“人们才能说分析已经明确结束了。” （SE XXIII，第 220 页）。但对弗洛伊德来说重要的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析应该旨在消除压抑。相反，它应该旨在“纠正原始的压抑过程”（SE XXIII，p.227），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指出了被分析者的自我与未被分析者的自我之间的差异。

弗洛伊德在一段令人惊讶的段落中说，训练分析只能是简短和不完整的，并且只能真正目的在于为被分析者提供无意识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分析甚至不是为了被训练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或她的督导，“让他的老师判断是否可以接受候选人继续培训。” （SE XXIII，第 248 页）。但即使完成后，分析还没有结束。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的建议，即分析家应该每五年左右重新进入分析，那么弗洛伊德打算赋予其头衔“无穷无尽”的一种含义是可以理解的（同上，第 249 页）。至少对于分析家来说，分析从来没有真正的结束。

对分析结束的*广为人知的参考可能出现在论文的*后一部分。分析无法穿透的点是“阉割的基石”，弗洛伊德认为试图克服它是徒劳的：

“在一个人的分析工作中，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压抑的感觉了，即所有反复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并且怀疑自己一直在‘ 向风传道’，然后当一个人试图说服一个人时女人放弃对阳具的愿望，理由是它无法实现，或者当人们试图说服男人对男人的被动态度并不总是意味着阉割，而且这在生活中的许多关系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SE XXIII，第 252 页）。

弗洛伊德认为，在心理层面的层层之下，分析触及了生物基石。虽然这通常被解释为分析所建立的一个点，超出它就无法移动，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继续引用，在论文的*后一行，弗洛伊德建议你可以改变你对它的态度，如果不是事实本身：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印象，随着对阴茎的渴望和男性的抗议，我们已经穿透了所有的心理层，抵达了基石，因此我们的分析活动就结束了。这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对于心理领域，生物领域实际上确实起到了潜在的基石作用。对女性气质的否定可能只是一个生物学事实，是性这个大谜团的一部分。很难说我们是否以及何时在分析处理中成功地掌握了这个因素。我们只能肯定地安慰自己，因为我们已给予分析者一切可能的鼓励，让他重新审视并改变他对此的态度了。” （SE XXIII，第 252-253 页，我的斜体字）。

当拉康在研讨班八中评论弗洛伊德的论文时，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阴茎有无，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被动态度，而是缺乏本身。拉康的解释将阉割问题归结为这种缺乏的名目下：

“作为弗洛伊德的读者，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一些东西，它在**次出现时至少可能表现为悖论，它向我们呈现为结束、目的、完成、分析的终结。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不是当一切都说了又做了，走这条路的人*终会发现本质上其实不过是一种缺乏？无论你称其为缺乏阉割，还是称其为 Penisneid阴茎嫉羡，这都是符号、隐喻。” （研讨班八，1960 年 11 月 30 日。）